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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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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佛里特踌躇满志

《上甘岭大战》选摘

作者:李明天 王精忠 李天恩

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中将(左一)视察“联合国军”中的英军部队 资料图片

(本图片选自新华网)


  秋风萧瑟,在汉江上吹起阵阵涟漪。

  汉城建在汉江畔。这座南韩的首都虽然处于战争中,仍然是高楼林立、市面繁华,入夜灯火辉煌,这是因为美军拥有空中的绝对优势的保护。在战争初期,中朝军队虽然先后两次占领汉城,但由于人民军队严格执行保护人民的纪律,秋毫无犯,使得这座古城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战火的破坏。相比之卜,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以及仁川登陆后,美军攻入平壤时的烧杀抢掠,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已是残墙颓壁,满目疮痕。


  在汉城市郊一座座由日本式的建筑构成的楼群里,驻着美军第8集团军总司令部,这里曾是日本统治朝鲜达半个世纪之久时的日本皇军司令部,现在美国占领军也像当年的日本皇军—样,成了南韩人民的太上皇。

  朝鲜,这个位于亚洲东部,夹在日本海和中国黄海之间,面积仅为8.5平方公里的半岛小国,它既是一个享有“三千里锦绣江山”美誉有着勤劳、勇敢人民的国度,又是一直屡遭不幸的国家。由于它位于亚洲东部战备要地,因此便成了列强争夺之地。


  正当第二次大战即将胜利结束,朝鲜人民所盼望获得的和平和独立又一次落空了。

  美苏这一对昔日盟友又变成了冷战时期的对手,由于德、日、意为首的轴心国的瓦解使国际力量的平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心得变化。美苏两大国作为盟友在战胜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之前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就存在着分歧,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在1944年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美苏达成了共同占领朗鲜并把它置于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协议。

  当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爆炸,随之是苏联红军在中国满洲开辟第二战场,长驱直入攻进朝鲜,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由于事先美苏会晤未确定在朝鲜哪里是双方的分界线,急坏了美国华盛顿的决策人。他们在五角大楼举行三部(国务院、陆军郎、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反复磋商,权衡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想来想去想不出合适的办法,最后还是由马歇尔军部的两位年轻的参谋上校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在地图上沿北纬三八度线用红蓝铅笔画了一条分界线,建议沿三八线分南北由美苏占领军受降。

  这条后来称之为三八线的分界线长达190公里,虽然干净利索地被标在地图上,但都没有什么地理条件的意义:它既不沿山脉、河流的走向,也没有什么军事,经济上的意义。

  用腊斯克和博尼斯蒂的活来说,他们选中三八线,不仅是因为南北面积相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朝鲜首都汉城包括在美国的受降区域内”,他们没有说出的还有人口上的悬殊差别,南部人口2100万,而北方人口才900万人。但是,这条由于漫不经心的方式所画出的三八线,就像一条勒紧的腰带束在人的身体上,一般都把朝鲜半岛人为地分割成两半,并从此种下了从无休止的冲突和动乱的根源,以致终于在战后的第5年也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美国第8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设在一栋白色的日本别墅式的豪华的小洋楼内,人们戏称这座小白楼为南朝鲜的“白宫”。的确,除了二次大战后的初期,南韩政府建立之前,麦克阿瑟指定约翰·霍奇少将担任占领军司令享有极大的权势外,目前范佛里特实际上被美国华盛顿的决策人,指定为统率在朝鲜的所有“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包括南韩军队在内的最高的有权有势的人了。

  该集团军到了6月份的时候,已上升到55.4577万人,下辖美军7个师,25万多人,南韩军10个师,26万多人,其他联合国部队2.84万多人。

  对于范佛里特来说,就是南韩总统李承晚也要让他三分。现在他正向克拉克汇报他的“摊牌作战”计划。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美国第9军团司令詹金斯少将以及南韩军队总参谋长白善烨以及几位高级参谋人员。


  “这就是三八线,这就是敌我双方的实际接触线!”

  范佛里特手持一根长长的指挥棒正指着悬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幅朝鲜军用地图,用带着浓重的鼻音向大家说着。

  军用地图上标出的三八线和双方实际控制线并不是完全重合或者平行的,而是两条形成小的夹角的交叉线。经过一年多的较量,双方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下,仿佛又各自回到了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状态,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实际接触线就像一个指南针围绕轴心略为上下倾斜了一下,西部向下降了一点,从马良山经 开城以南指向汉城东北约几十公里的濒临中国黄海的汉江出海口;东部向上翘了一下,穿过中部平康、铁原、金化三角要冲越过东部的崇山峻岭指向元山港东南约百余公里濒临日本海的海岸。

  地图上用红蓝二色标出了双方前线兵力的大致部署以及双方前沿的防线。“联合国军”沿着自己的防线,用钢筋水泥工事构筑了他们称之为“堪萨斯线”的主防线。同时作为保卫西部“堪萨斯防线”的入口和前哨,联军又由西部的临津江的入海口向着中部防线的要地铁原沿东北方向屈伸,构筑了“怀俄明线”。当然,针对联军的防线,中朝军队山沿着实际控制线构筑起以坑道为骨干的“地下长城”。

  “在敌人防线上第一线摆了10个军,从西向东先后是第63军,65军、40军、39军、38军、15军、12军、68军以及北朝鲜的第3、第l军团”。

  范佛里特那粗大的嗓音又响在大家的耳边,他继续说道:

  “面对敌人的我方防线上,从西到东的是4个军团,那就是美1军团,美9军团,美l0军团,大韩民国第1军团。不过,请大家注意,虽然听起来好像敌人有10个军,而我方只有5个军团,但是,由于敌我编制不同,敌方的军一般辖2至3个师,兵力在1.5万至3万人之间,只相当于联军的1个半至2个师的兵力,而联军的编制是1个师都在万人以上,现在美l军团下辖5个师、4个旅、4个独立营,他们是美3师、9师、18师、韩国第1师、第9师,英国第29旅,英联邦第28旅,土耳其旅、加拿大旅以及韩国第5陆战营、希腊营、泰国营、比利时营;美第9军团下辖美7师、24师以及韩国第2师、第6师;美第10军团下辖美第l陆战师、美 2师、韩国第5、第7、第8师以及法国营,荷兰营,韩国第1陆战团、第5步兵团;韩一军团下辖韩国首都师、第11和第3步兵师。因此,敌方10个军的总兵力为27万多人,而我方4个军团的总兵力为24.7万多人。”

  范佛里特似乎为自己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记忆而感到有些得意。

  望着范佛里特那高大的身躯、得意的神态,克拉克对于这位西点军校的校友和既是自己的下属,又是身经百战的将领真是又同情又钦佩。同情的是范佛里特的一段不公正的遭遇。钦佩的是范佛里特也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英雄,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军界被誉为“山地战专家”。他比克拉克资格老,是克拉克在西点军校高2级的老校友,与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霄两人是同班同学。可是当朝鲜战争爆发时,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都已是五星上将,一个身任欧洲北约盟军总司令,一个坐镇美国,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范佛里特才是个中将。这不是因为他在军队干得不出色,恰恰相反,他西点军校毕业后,是个出色的军官,以致在1947年2月当时出任美国国身卿马歌尔应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要求美国提供技术顾问指导她的国家正在进行的反对共产党游击队“颠覆”斗争的时候,马歇尔向这位比他年小40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德国威廉皇帝的亲孙女、美丽动人的欧洲国家王后复信时,就大力推荐范佛里特去希腊帮助镇压共产党的“颠覆”。

  马歇尔在信中是这样高度评价范佛里特的。

  信中写道:“陛下:作为今晚我们在克拉里奇饭店会谈的成果之一,我已布置詹姆斯·A·范佛里特中将在返回雅典之前赶赴希腊,作为美国的高级专员”。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年里,恰恰又是这位曾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范佛里特的提升。

  正如现任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后来回忆时写道:

  “詹姆斯·A·范佛里特将军在军队中曾经有过一段独特的经历。在这一经历的稍后阶段,我正巧也充当了一位角色。范比我早两年入西点军校,是优秀的1915班中的一员。德怀特·德·艾森豪威尔和奥玛尔·恩·布莱德雷都在这个班里。根据我的记忆,范佛里特——这个高大、结实的西点军校学员在少年时代就试着参加橄榄球运动,在那个没有职业球员的时代,范很快成为陆军对中多才多艺的球员,他为陆军队在1914年秋以20:0战胜海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整个服役期间范佛里特都干得非常出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却成了通常头脑清醒的陆军参谋长乔治·科·马歇尔将军一时糊涂的牺牲品。

  “30年代,马歇尔陆军中校是贝宁堡步兵学校的助理指挥官,这所学校的一名教官正好也叫范佛里特,而由于某种纪律上的原因(此人是个酒徒和有名的无能之辈),马歇尔中校曾对这个人采取敌对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范佛里特不只一次地被推荐晋升陆军准将,但每次推荐书到了总参谋长手里,就被马歇尔将军否决了,因为他以为这个人就是以前贝宁堡的那个教官。1943年1月我到英国出任第7军团指挥官的时候,范佛里特是指挥第8步兵团的一个上校,这个团是我属下第4步兵师的突击团,第1次视察这个团我就发现这个团的状态是第一流的。它的指挥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在电话中把我的视察告诉了布莱德雷将军,并说:‘我们让范佛里特当团的指挥官实在是浪费他的才能,他应当指挥一个师。’

  “布莱德雷的回答是:‘好吧,乔,他在你的军团,你就看着办吧!’

  “我说:‘如果范在大举进攻的开始,干得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好,我将立刻推荐他为陆军准将。’

  “范佛里特使我所有期望都没有落空。他很快就得到了晋升,成为第90步兵师的指挥官。他把这个驻在欧洲各师中最差的师改造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师。当这场战争结束时,他已成为一个军团指挥官。”

  但好多年来谁也不告诉范佛里特,为什么他的级别一度赶不上趟的原因。

  当范佛里特被马歇尔推荐他前往希腊任军事援助小组的领导肘,范佛里特又一次干得十分出色。因此,1951年4月在李奇微被调往东京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总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官之后,柯林斯陆军参谋长就信心十足地推荐范佛里特掌管第8集团军。此时,正值中国志愿军发起第五决战役之时,他吸取他的前任李奇微将军的经验,即针对志愿军的“礼拜攻势”(身上只能背一礼拜的粮食,美军又称之为“肩上运输”和“月夜攻势”)白天在美的制空权下难以行动,一般只在夜间进攻的特点而确定的“磁性战术”等一整套相应对策,并在志愿军发起的第四次战役中李奇微发动反攻而迫使志愿军进行机动防御从三七线逐步撤退到三八线,把汉城重新夺回联军手中借鉴经验。

  范佛里特也来了个“磁性战术”,大踏步的撤退和随后大胆地以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或的特遣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对方纵深穿插,包围志愿军的后撤部队,终于把志愿军的第12军军部和下属的两个师,第27军主力和第60军的第180师截断在三八线以南。后来,虽被突围,但180师却遭受重大损失,志愿军1. 7万余人被俘,这一被俘数目占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数的80%以上。

  为此,第8集团军“重振了军威”,范佛里特打响了就任第8集甲军总司令后的第一炮更是踌躇满志了。甚至当时刚刚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5月18日也致电范佛里特说:

  “如果这种战略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它将带来大规模反攻的绝妙机会。”

  李奇微还以一种大胆的推测总结说,

  “物资供应不足和粮食短缺使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士气低落的现象明显增多……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60天中,美国政府可以在朝鲜获得一个有利的军事形势,来作为外交谈判的后盾。这是有理由的,也是有把握的。”


  不过,华盛顿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看法却不同,他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说及当时的情况时一方面赞扬了范佛里特,但也表示了华盛顿对朝鲜战局的忧虑。柯林斯写道:

  “范佛里持不仅打赢了他的第一次战斗,更重要的是,像他的前任李奇微一样。他几乎始终呆在前线,这使得他的士兵相信他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战士。但是,共产党的春季攻势远没有结束。……朝鲜战局在1951年的动荡起伏已经清楚地表明,不管哪一方都不会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第8集团军成功地挫败了4月和5月共产党的两次进攻,但中国人在满洲地区还拥有比用于和“联合国军”作战的多得多的后备部队还没有投入战斗,联合国盟友在开始时支持联合国在朝采取行动的决心也正在消失,从来就不热心在和平时期卷入局部战争的美国公民百姓正在日益清醒,政府和国会的政治首脑非常倾向于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经过华盛顿高层领导人其中包括国务卿艾奇逊和马歇尔部长到会参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次反复讨论,1951年5月17日参谋长们总结出了四条建议,后来又使其进一步完善,使之成为杜鲁门总统亲自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在远东美国所要恪守的目的和步骤的一份政策声明,

  其内容是:“1、要在保证美国在有关俄国、台湾和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等问题上的立场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达成一种政治解决。在这之前,美国在朝部队将继续遵循他们目前的军事行动方针;2、应当尽可能快地发展可靠的南朝鲜军队,使之有足够的力量接管“联合国军”担负的主要义务;3、为了防备共产党扩大战争,海军和空军应立即着手进行对大陆中国的行动准备;4、应采取紧急步骤弄清盟国对朝鲜的具体政策和目的以及其在远东的一般政策和目的;弄清如果美国在朝鲜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发动对大陆中国的战争,美国可以从这些盟国那里得到什么支持。”


这份经过杜鲁门批准的政策成为了从此以后到停战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联合国军”作战行动所遵循的方针。
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后,好战的范佛里特为了对中朝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李奇微的支持下,先后发动了以美1军团所属的美军两个师、南朝鲜5个师的兵力,重点进攻东线朝鲜人民军防线,代号为“袭击作战”的夏季攻势以及随后在9月29日至10月22日又以美9军团所属的9个师的兵力,十倍于对方的炮火,向西线中国志愿军防线,发动了代号为“向流浪者进击作战”的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与此同时,又在李奇微的支持下,对朝鲜北部交通线展开了空中“绞杀战”。

  美国目的是为将战线北推并逼迫中朝方面接受“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桌上索要的1.2万平方公里土地作所谓的“军事分界线”上的“海空优势补偿”,但因遭到中朝方的顽强抵抗,最后,花子不少代价才夺占467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战线推进不足两公里,以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讥笑说:“用这种战法……至少要用二十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李奇微后来在他所写的《朝鲜战争》中也承认:“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儿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同时,“这些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际,尤其在国内引起强烈的不满,人们认为,总的形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


  鉴于当时在朝美军已占到美国全部地面部队三分之—以上,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又在欧洲,难以再向朝鲜增兵,因此,李奇微不得不下令全线转力积极的防御行动,同时,恢复停战淡判,以寻求政治解决。
在中朝方面从l0月25日开始的局部反击的压力下,终于在1951年]1月双方达成丁关于军事分界线的临时协议。


  临时协议刚达成,范佛里特不甘心失败,又极力贬低临时协议并大喊大叫地说:

  “停战的机会与加予敌人的军事压力的份量成正比。”

  因此,他一面加紧构筑从朝鲜西海岸的汶山里经临津江至中部的麻田里,然后向东经华川水库,一直到东海岸的襄阳的所谓“堪萨斯线”的主防线以及位于堪萨斯以北延伸地带,位于麻田里至中部华川之间的“怀俄明线”的次防线,接着积级筹划发动1952年的春季攻势并先后拟定了“棍棒”“争吵者”和“还乡”等为名称的一系列有限进攻的计划。

  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从“怀俄明线”推进十五公里的保卫暴露于敌人火炮和进攻之下的铁路线,并在铁原这个铁路枢纽的支援下,使用两牺部队怍战,以便将第8集团军的前沿推进到平壤至高城之间。但由于停战谈判正处于微妙时期,李奇微否决了他的计划。

  4月1日,范佛里特又制定丁名为“筷子6”和“筷子16”两个作战方案决定付诸实施,“筷子6”方案是想把美军中部战线推进金城至平康—线:“筷子16”是把战线前出至东海岸南江河口高城一带。只不过因为当时发生的板门店淡判桌上联军方面提出了解决战俘的“一揽子方案”和4月28日,杜鲁门总统任命克拉克接替出任欧洲留军总司今职务的李奇微而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这样两件事,范佛里特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筷子6”和“筷于16”两项作战计划的实施。

  但作为一贯好战的范佛里特从不死心,6月初,他抱着对新任司令也是他的老朋友克拉克的一线希望,向克拉克又提出了新的“筷子6”方案大致相同的作战建议,即“摊牌作战”计划,但当时由于克拉克上任伊始,刚处理完“巨济岛战俘骚乱事件”以及接着又忙于韩国总统李承晚与国民议会之间围绕第二次韩国总统大选所发生的的政治冲突,“摊牌作战”计划被克拉克搁置下来。


  范佛里特虽然为此而感到遗憾,但他还是下令他所领导的第8集团军按照尽可能与敌保持接触的战术要求,从6月下旬开始,先后命令韩国第1军团所属的第1师、第5师,首都师和第1陆战团各营级规模的奇袭队,选择出了11个目标,在各自正面进攻,以破坏中朝军队的阵地。

  这样,沉寂多时的战线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

  由于从1951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这一总的战略的目标,在前线实行阵地防御作战,因而,范佛里特洋洋自得地认为,他所率领的第8集团军似乎一直处于进攻地位,握有战场的主动权。而坐镇东京的克拉克对于他手下的这位战区司令也是十分满意的,对于沿三八线上下面形成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上的“联合国军”的态势也是感到宽慰的。


  然而,眼下当克拉克坐进这间第8集团总司令部作战室时,心中却是十分不安的。因为进入9月以后,突然之间,中朝军队方面一改从1952年4月至8月期间那种小打小闹。小部队骚扰的战术,而从9月初开始,整个战线有不少目标遭到中朝军队的猛烈的攻击。9月6日中朝军队向韩国第2军团的“首都高地”和“指形棱线”打响了“秋季反击”的信号弹之后,9月末将“秋季反击”的第一波目标指向韩国第3师的“鹰峰、血高地”、苜都师的“首都高地、指形棱线”和韩国第 6师的“A、B高地”等整个第2 军团正面。

  从此,前线作战的主动权转移到中朝方面。联军正在逐步丧失主动地位。


  范佛里特这时又把“摊牌作战”计划送呈到克拉克面前。范佛里特敦促他尽快批准这项在中部美9军团前线发动一次有限目标但也是联军一年来最猛烈的进攻。

  范佛里特大声疾呼:“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采取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

  正是由于范佛里特的强烈要求和此次作战事关全局,克拉克才心急火燎地飞到朝鲜并坐在豪华的作战室里听取范佛里特的汇报。

  范佛里特指着作战地图,首次面对面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摊牌作战”计划。

  他指出,虽然沿着双方前沿的实际接触线而构筑的“堪萨斯—一怀俄明线”为联军提供了有利的攻守阵地,但是,被中国军队在这条防线的中部所控制的“铁三角”地区却成丁美国等联军的心腹之患。

  范佛里特所说的“铁三角”,正好位于朝鲜半岛的中部,紧邻三八线,是铁原、平康、金化三郡的简称,它形成一个正面三角形,平康位于北端是三角形顶点,铁原、金化 成了三角形一东一西的两个端点。

  如果把朝鲜半岛在地图上看成是一个站立着的人的话,铁三角地区正处在“这个人”的肚脐偏上的心窝地区。

  该地区也是朝鲜东西海岸之间交通枢纽的咽喉地区,北有东起东海岸的元山港经过平康向西南方向直至西海岸之滨的汉城的横贯东西的公路交通要道,南有自汉城经过铁原、金化而朝西北方向延伸直至东海岸的大津里的横贯西东的铁路干线。这一条公路要道和一条铁路干线正巧在铁原以东交会形成十字形的交通枢纽。尤其是横穿“铁三角”上中郎的五圣山脉的主峰,美国人称之为“爸爸山”的主峰,它是中线的大门和制高点,而处于五圣山主峰之西的在铁原和平康之间的西方山和晓星山之间的—道平川,又是易攻难守之地,便于机械化部队的运动。

  由于铁三角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了铁三角,谁就掌握着中部防线攻守的主动权,而目前的战线就像一条曲曲弯弯的长绳,把“铁三角”地区从中劈成了两半,虽然联军占领着“铁三角”底线的两个端点——铁原和金化。

  但是,由于“铁三角”的顶端——平摩和中部防线的制高点——五圣山为中国军队所控制,因此,联军一方数十公里的纵深地区包括铁路干线,公路要道都处于中国志愿军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在爸爸山即五圣山南麓的“三角形山”(即597、9高地)以及“扭击棱线”(即537.7北山)这两个高地,不仅是五圣山主峰阵地的前沿支撑点,而且,突人联军阵边,直接威胁联军的金化防线。

  因此,无论是处于朝鲜战区的范佛里特,还是坐镇东京遥控的克拉克总是感到“如鲠在喉”,必欲“一拔为快”。

  如果夺取了五圣山这个中部防线的制高点,全部控制铁三角,那么,东可直驱县里、洗浦,割裂志愿军东部战线;西则可直下平康川,在这块小平原上机械化部队驰骋,进逼北朝鲜首府——平壤;对战局将发生重大影响。但是,要夺取五圣山,必先拔掉“三角形山”和“狙击棱线”这两个“钉子”。这两个山头不仅像刀刃般突入联军防线之内,而且,“三角形山”和“狙击棱线”与联军防线相距仅各为500米和100米左右,简直就像拳击场上的对手真是怒目相视、剑拔弩张了。


  “据情报侦察。”范佛里特继续介绍说。

  “在铁三角—带设防的敌人是中共军另一支精锐部队第15军,军长是秦基伟。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资格共军指挥员。该军的西翼就是被共军称之为‘万岁军’的第38军,从彭德怀的部署来看,说明敌人是十分重视铁三角至平康川一线的防守的,就在五圣山设防的是第15军下辖的第45师,师长是崔建功。该师在1951年5月参加了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的攻击战后在开城附近进行整补训练,今年4月中旬投入此地守防。该师所属的第135团,第131团,在五圣山南麓之上甘龄地区即五云里和金谷里之间展开,该师所属之第134团为师的预备队,而联军与之对峙的分别为美9师的第32团和韩2师的第32团,均属第9军团詹金斯少将指挥。”

  “这次‘摊牌作战’作战的要点是,在美第9军团正面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势,推进至平康以北新的阵地,以全部控制铁三角地区。为达此目的,首先要攻占三角形山,即598高地和“狙击棱线”又称“狙击兵岭”的两个战术支撑点,进而攻下爸爸山即五圣山主峰,那就为下一步扩大战果创造了条件。”


  范佛里特向克拉克一再强调说这次战斗,将由9军团司令詹金斯少将指挥,美7师负责攻占三角形高地,韩2师负责攻占狙击棱线,只要联军总司令保证提供空中支援和保证后勤供应,预计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左右时间,伤亡预计200人左右即可完成预定任务。

  当然,范佛里特没有马上全部说出来,如果进攻得手,他将使用手中第8集团军的总预备队乘胜扩大战果,不仅全部控制铁三角,甚至可能的话,再用兵向东北出击直逼东海岸,这一刀将切断防守在半岛东线的人民军和志愿军两个军团以及中国的第68军总共约十几万人的退路,从而把军事分界线未定的实际控制线更向北推。

  他不愿说出来的原因是,他顾虑“摊牌作战”计划会像6月份报批时受到克拉克的冷落,当时克拉克搁置此项计划的理由是:一、有可能给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带来不利影响;二、该作战的预计损失将超过战果利益,可能得不偿失;三、假如由此而引起对方转入全面进攻,第8集团军目前手中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力;四、就是推进至平康不再扩大战果,那也仅仅多占点地盘而已。当时克拉克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后来常为人所引用,那就是“既然我们得不到全猪的话,又何必牺牲人力呢?”

  但是,范佛里特哪里知道,克拉克的思想并不是反对“摊牌作战”,而是他的手中的权限已被华盛顿限制住了。作为远东联军统帅的克拉克,清楚地知道,经过一年多的双方较量后,华盛顿早巳把朝鲜战争限定在有限战争的范围内了,他明白,有限战争意味着有限的军事力量。

  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制定的计划,反映了朝鲜战场的僵局以及美国的政治气候。

  联席会议参谋长们坦率地承认,以目前限定在朝鲜的三军力量去作战,朝鲜战争不会有成功的结局,只能寻求政治解决。如果增大派往朝鲜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战备后备力量就会削弱,影响美国的欧洲战略重点,因此他上任伊始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他不能不搁置“摊牌作战计划”。

  但时过境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不仅联军增强了兵力和火力,其中尤以韩军的扩充更突出,韩国军队不仅在十个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师,而且后备力量从36.3万人增加到4L 5万人。在7月中旬,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访问朝鲜,视察了前线阵地并与范佛里特,克拉克以及李承晚磋商后,他批准在每个美军师里补充2500名南韩士兵。以致使美军中的韩籍士兵总数达到2.8万人以上。加之,由于中国军队兵力的增强以及队9月份采发动的全线的战术反击,克拉克现在不仅认为要发动一次猛烈的进攻,而且希望能够得到“全猪”了。

  一辆接一辆的美式吉普车,仿佛是一字形长蛇般飞驰在以汉城通住前线金化,铁原的公路上,克拉克在第8集团军总部听取了范佛里特的详细汇报后,又赶往前线视察。

  他先是在第8集团军总部召集了由美9军团、7军团、10军团以及范佛里特参加的高级军官会议,接着又赶往金化前线的美7师、韩2师视察,并听取了美7师师长史密靳少将和韩2师师长丁一权的汇报,并找了一些团、营级指挥员座谈。

  当然。他在视察中也知遭南韩总统李承晚也来到前线韩2师视察过,现在他正返回汉城准备与李承晚磋商后,再飞回东京。

  纵然从视察中,他相信范佛里特向他说过的话:“这次'摊牌作战’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从团部到第8集团军总部经过各级指挥机关多方磋商后才制定下来的。”

  他还记得当志愿军在六天前即9月18日对联军前沿的一些目标分别发动战术反击时,他在东京还摸不清中国方面的作战意图但曾猜测为,“共军是试探性地进攻。是想熟悉他们要夺取的地方的地形”。而当他现在亲临前线视察并了解联军损失很大、全线告急时,他才断定共军此次全线战术反击已使联军丧失丁先攻之利,怍战主动权巳转移到中国方面手里,必须尽快扭转战局。以便重新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

  尤其他注意到亚洲及太子洋区域会议即将在10月于北京召开,美国国内总统竞选也正进入高潮,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也将于10月14日在纽约开幕,围绕着朝鲜停战,美国将面临同盟国家和其它中立国家的压力和批评,如何维持这个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军事联盟,为盟国加油打气,正困扰着美国政府。

  何况此时,朝鲜停战谈判正陷入僵局,双方围绕志愿军战俘是否全部遣返这一中心问题已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无休止的争论,经过 一系列重新统计和分类,中朝方面要求全部遣返共约11.6万名战俘,而美方却以自愿遣返为理由,辩解说只有8.3万人愿意被遣返,其中朝鲜人民军战俘的百分之八十和志愿军战俘的百分之三十二(6000人)被遣返。

  对于美方这种无理要求,中朝方面严加驳斥,美方代表只好以“逃会”予以拖延,而国际上希望美国能接受墨西哥总统阿莱曼提出的“立即实现停火,而让那些不愿遣返者在联合国其它成员国中给予避难权的方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弄得杜鲁门总统非常恼火,公开表示“如果中国还处于能够重新作战的地位的话……接受一个虚假的停战就意味着美国丢失了自从1950年6月以来在朝鲜的战果。”并下令克拉 克,要他通知联军的谈判代表将那项反对强行遣返战俘的所谓“一揽子提案”提到谈判桌上,然后给共产党方面10天时间作出答复,如果共产党方面拒绝这一最后提案,美国就宣布无限期休会并准备做其它可能有必要做的事情。

  以上种种政治的和军事的形势发展,使克拉克更感到需要在战场上有所作为,“摊牌作战”已是势在必行了。但是,他又感到此项军事行动事关重大,还是应当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后再行动。于是,在他离开第8集团军之时,再三叮嘱范佛里特,一方面要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一方面要抓紧战前的准备。


  望着克拉克的专机腾空而去,范佛里特已是喜形于色,摩拳擦掌了。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范佛里特已向所属各个军团指挥员下达了“摊牌作战计划要点”,并且已选定曾经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并在他手下随美军到希腊帮助希腊保皇法西斯政府镇压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老资格军人,时任9军团司令官的詹金斯少将负责具体指挥,同时在中部前线进行换防,由王牌部队美7师接替美2师担任9军团西线防务,由韩军的第2师接替美40师担任9军团东线防务,同时,大量调用韩国民工加修钢筋水泥工事。

  范佛里特及美1、9、10军团军团长曾先后抵美7师、韩2师阵地上进行视察研究;

  范佛里特还到上甘岭地区联军一方的制高点鸡雄山视察三次,登高用望远镜远望或乘直升飞机鸟瞰并于八月份在美7师师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同时又大量整编韩军,训练新兵,准备战斗中补充。

  为了掩盖他们的企图,利用其空中优势在烟幕弹下向该地区运送了大批物资器材;在逼近上甘岭前沿以及金化以南地区多项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军官们一批又一批地抵近前沿观察地形并以侦察机反复进行低飞侦察;他们还不断以小的出击来侦察我方的地形,以一个班至一个营的兵力向我454.4高地及其东侧597.9高地进行了多次试探性进攻并连续捕去我二名哨兵;还反复地以空军和炮兵的火力骚扰我前沿阵地,他们为着蒙蔽志愿军,利用夜间增兵,白天再用汽车装载少数兵员后运或在坦克上故意插上红旗显眼地沿金化、铁原的公路西开,想利用这种中国兵法上的“声东击西”的方法,以保持其主攻方向的突然性。的确,正如当年的美联社记者伦多夫在金化前线报道中所说:

  “范佛里特这次在金化地区发动的进攻是经过周密计划的。”

  只不过,当时计划尚未正式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罢了。好了,现在看来东风就要来了,范佛里特真是踌躇满志,要大显一番身手了。


  可是,当这位高大、粗壮的上将前线指挥官回到号称设在韩国的“白宫”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时,—下又不安起来,他不无担心华盛顿的军界首脑和素以稳重著称的克拉克会不会临阵裹足,于是,在仅仅离了几天的10月5日,他再次写信给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信中强烈要求克拉克尽快批准“摊牌作战”计划,并在信中不无抱怨地说:

  “日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的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最惨重的伤亡。”并且再次大声疾呼:

  “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采取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


  就在范佛里特发出信函的第2天即10月6日,中朝军队发起了“秋季反击”的第2次进攻,目标除指向东线的韩2军团外,还指向了中部防线韩国第9师的“白马高地”和西线的美1军团的“尼克高地”、“塔西高地”。因而,朝鲜的整个三八线上再次燃起了激烈战火。这一下,踌躇满志的范佛里特,简直到了心如火燎、望眼欲穿了。

摘自“景观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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