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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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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

乔木 田家英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8日第4版

  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的宣传机关,最近连续发表了许多关于东北问题的言论,居然把自己描写成为“救国主义者”,说他们历来就认为“东北的存亡就是中国的存亡”,说他们“过去为了这个地方流了无数的血”,而对于坚持东北抗日战争十四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抗日联军,居然问出“他们是那里来的”,说他们“不容存在”。东北问题的历史从九一八算起到现在还不到十五年,国人就是没有亲历的也大都耳熟能详,反动派居然如此任意颠倒黑白,真是太狂妄了。现在反动派既然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这段历史简单地回顾一下。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东北不是突然的。民国十七年,即国共分裂的次年,国民党内反动派对日寇出兵山东,在济南造成五月三日的惨杀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大惨案,就已作了可耻的屈服,在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竟与日本共同发表声明书说:“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去年五月三日济南所发生事件,双方鉴于全国国民固有之友谊,及两国政府与国民现颇切望增进睦谊,故视此不快之感情,已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为此声明。”尤其可耻的是反动派甚至要求日军延期撤退,以便自己进行内战,使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次透澈认识了中国反动派所说“民族主义”“救国主义”的真面目。接着反动派又以武力占领中东路向苏联挑衅,并挑动东北军将领入关参与内战,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更加有机可乘。民国二十年七月,吉林万宝山日军驱使朝鲜人强据民田,造成冲突,死伤中国农民多人,随后日人又鼓动朝鲜各地排华,惨杀华侨数以千计。这时东北危机已经严重到极点,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当局所谓“铁血保卫东北”的办法,却是“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就在中国当局“避免冲突”的方针下轻轻占领了沈阳,不上五天,就差不多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全部。这时国民政府当局又告诉东北驻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九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说:“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十一月中,政府外交当局更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议设锦州中立区,就是说,他们承认锦州以东的东北三省由日本占领,中国军队一律撤入山海关以内。这样,东北虽然有部分军队违反当局的意志,实行抵抗,也因为政府方面拒绝给予接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马占山通电),“弹尽援绝”(苏炳文通电)的情况下宣告失败。东北三省,从此便沦陷了十四年之久!

  反动派对于日本的侵略虽然“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对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却是“绝对抱抵抗主义”的。今天东北是已经收复了,东北的领土主权也已经复归我有了,反动派却非常“勇敢”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举行所谓游行示威,高唱所谓“武力收复东北”“打回东北去”的荒谬口号;但是当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并吞,中国的人民与中国的学生完全自觉地举行真正爱国的游行示威,要求真正“武力收复东北”“打回东北去”的时候,反动派是怎样对待的呢?民国廿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学生去南京外交部请愿与卫队发生冲突受伤十余人;十月十日,广州学生检查日货又被军队枪击死伤十余人。十一月以后学生请愿者更众,当时学生爱国的热潮可以从生活周刊的片断记载看到一侧面:“沪上诸同学在车站待车时,受当局多方留难,复经长时间的饥寒困苦,已艰难备尝。十一月二十六日赴国府请愿后,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其悲壮哀痛牺牲义勇的精神,苟尚有几希人性者,对此万余纯洁忠诚大公无私的青年男女,必不能自禁其肃然起敬、油然与其无限的悲感与同情。”然而反动派是否具有这几希人性呢?是请他们坐汽车吃面包吗?是由中央社中央日报加以歌颂吗?否!十二月五日北平学生在南京示威时,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兵欧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装押送回平。同月九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绑架和殴打了北大中大学生派往上海的代表。同月十七日,南京宪兵开枪射击死伤示威学生数十人,逮捕示威学生六十一名。十八日拂晓前,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六十一师直属部队二团、宪兵部交通宪兵一团和警厅保安队包围学生住所,宣布戒严,于晨五时将安徽、江苏、上海、北平各地学生分批用运货车押送离京。同日太原学生到国民党省党部请愿,省党部纠察队开枪击伤学生三人,并用木棍击伤学生代表二十余人。……这些就是反动派对付当时真正要求保卫东北领土主权完整的群众爱国运动的手段!不久以后,在二十一年一月,政府当局干脆把官办的抗日运动也禁止了,一二八前夜,上海市政府答覆日本领事的信还说“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于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到了一二八战争在反动派破坏之下失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的时候,反动派更在会议中对日本作了全面取缔抗日的谅解,于是不仅武装抵抗叫做“越轨”,游行示威叫做“越轨”,就是公开主张收复东北,抗日救国,也叫做“越轨”,也就是犯罪,因而就有后来无数的爱国罪犯。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全面不抵抗,一方面对人民的爱国运动全面抵抗,中央日报所谓“誓救中国”的“誓愿”,其内容就是如此!

  反动派对于自己可耻的不抵抗政策,原来总是辩护说,只有如此才能缓和日本的进攻。但事实如何呢?从淞沪战争被出卖,抗日运动被取缔直至西安事变爆发的五年间,日本的进攻是缓和了吗?恰恰相反,是更积极了!二十二年元旦,日本进攻山海关,二月底又进攻热河,在一个星期内就占领了承德。日军紧接着又向长城各口进攻。当时政府军事当局对于二十九军等部在长城的抵抗仍然不予支持,所以四月五日,马相伯、章太炎、沈信卿发表宣言,说政府的政策是“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果然,在日军进占滦东以后的四月七日,醉心于反共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就公然宣称:“国家的大患不在于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须知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讲,却没有多大关系。……日本占领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同月十日,同一当局又宣称:“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在这种特别“救国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五月三十一日,政府代表熊斌便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少将签定了一个比鸦片战争以来任何卖国条约更可耻更丑恶更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东北、热河、滦东四百万方里土地的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的内容是:“一、中国军队立即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丰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及不行一切挑拨扰乱之行为;二、日本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加以保护并给以方便;三、日军认为中国军队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不再越过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任之。”今天口称“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的人们,在这个协定里却公然把东北四省作为日本的“生命线”,公然认定长城为中日国界,而在长城以南的大片土地上中国还不能驻兵,还要保护日军前来“视察”,还要保证“不行一切挑拨扰乱之行为”!反动派为了忠实执行这个出卖东北的“誓愿”,确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采取了“铁血”政策。紧接着塘沽协定的签订,反动派首领何应钦就调集十余万大军予“扰乱”日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最严厉处罚”。在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所部突围挺进滦东抗日的时候,何应钦竟派殷同要求日军协力围攻,事后还发表书面谈话说:“关东军电覆充分谅解,因方、吉如揭抗日旗帜,如不限期撤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结果同盟军就在反动派这样“铁血出卖东北”与日本陆空军的共同“讨伐”之下失败了,同盟军中抗日最坚决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就英勇牺牲在卖国贼的屠刀下了!卖国贼们在出卖了东三省,热河和滦东各地以后,不久又要满足日本侵略者新的欲望,于是到了二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政府代表殷汝耕、殷同、陶尚铭又与日“满”代表在榆关会议中决定中“满”通车通邮设卡,并决定通车办法,纲十项如下:(一)平沈直达通车一律用南满车头;(二)凡由平至关外一站及由沈至关内一站两路局均不售票;(三)组织平沈通车国际旅行社办理一切;(四)车行次数由技术会决定,车采用对开方式;(五)车头调头用交换方式;(六)客货运价目之算清用对消及找补方法;(七)关内关外各线之客货运一律在起点缴纳运费;(八)车上不得悬挂任何国旗通告及足以引起感情冲动之文字;(九)沿途警卫各自行调度,但必要时得请求路局同意随时调度之;(十)国际旅行社之组织由中日双方调派路员办理,总社设榆关分社设北平、天津、沈阳等地。中“满”通车的意义,不仅在于变相承认了伪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让日本侵略势力得以利用北宁路向平津与华北各省长驱直入。但是在所谓“救国主义”者看来,长驱直入又有多大关系呢?“东北的存亡就是中国的存亡”,但是东北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讲却没有多大关系”,“失掉了是与革命无所损失的”,那么,全国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讲”又有什么损失可言呢?因此日本的侵略愈深入,中日亲善的空气也就愈浓厚。二十四年二月一日,政府当局发表谈话说,“我国同胞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为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再一次明令“敦睦中日邦交”。这种“堂堂正正”“敦睦邦交”的结果,首先便是塘沽协定扩大于冀察两省的全部。二月二日,秦德纯与日本代表成立协定,规定察东各地中国不得驻兵。五月底,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成立协定,其事实的表现是:(一)中国取消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国民党党部;(二)中国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及中央军关麟征、黄杰与宪兵第三团等部;(三)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北平天津两市长撤职;(四)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五)停止河北的反日运动。六月七日,国民政府又按日本要求撤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职。同日,上海日本领事与武官以东北爱国志士杜重远所谓《新生》周刊二卷十五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说了一句日本的昭和天皇研究生物学会比做皇帝的成绩好些,向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办该文作者、编辑以及对该文应负责的一切政府人员,解散上海图书检查委员会,《新生》停刊,国民党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并切实保障以后不发生同类“不敬”行为等等。国民政府一一照办,并撤上海公安局长职,判决杜重远徒刑一年二月。六月十日,国民政府重申“敦睦友邦”,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碍邦交罪”。七月七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又联名发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二十四年冬华北形势更形危急,十一月廿五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撤北平军分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北平学生先后举行爱国示威,被军警冲杀受伤被捕者甚众,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但都遭受残酷的镇压。二十五年六月,日寇又纠合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在察北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并于八月进攻绥远。经过了九一八以来五年多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中央日报所谓的“救国主义”),中国的形势到这时真是危险极了,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国民政府当局还是坚持着“在匪未缴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的方针。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又重申睦邻令。十一月廿三日,上海救国会领袖沈均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人被捕,十二月间,东北军联合西北军抱着满腔热血请求停止内战,武力收复东北,受到当局的严厉拒绝,当局并表示“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切望打回东北去,切望武力收复东北的东北军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因此爆发了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调解,西安事变是和平解决了。但是始终仇视爱国军民打回东北去的反动派,却把东北军破坏殆尽,并把张杨两将军一直幽禁到现在!

  直接由东北问题引起的西安事变,结束了不抵抗主义而促成了抗战的爆发。虽然如此,就在抗战以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却仍然公开主张以放弃东北为对敌求和的条件。譬如在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的国民党内反动派机关刊物《血路》第四十四期中,陶百川(他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央日报总编辑)就以《日本急于罢战言和》为题写道:“我们以为日本的确有诚意与中国罢战言和,应该立即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即:(一)日本应尽撤‘七七’后占领区域内的陆海空军,而由中国军队回师驻防;(二)日本应尽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政权,而由中国政府自由行使其职权。”这里所谓日本急于罢战言和,实际上不过是反动派急于投降妥协的雅号,而他们所准备的投降条件,就正是出卖东北,出卖热河,出卖冀东,承认所谓“满洲国”,承认卢沟桥事变以前冀东、察北一切伪政权,承认卢沟桥事变以前华北的亡国状态。在廿八年一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当局更负责宣布:“抗战到底,是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这种以割让东北来对敌求和的言论和行动,自然愈加盛及一时,仅仅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嫌价钱太低,才使投降妥协的活动者没有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但是反动派以后就放弃投降活动,决心收复东北了吗?没有!他们所表现的“收复东北”的“决心”只是把自己的头一直缩回到离东北最远的云南贵州,而命令自己在华北前线的几十万军队投降日本,与日本共同进攻坚持打到鸭绿江边、靠东北最近、并有一部已经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等等所鼓吹的所谓“救国主义”,所谓“东北的存亡就是中国的存亡”,所谓“铁血保卫东北”,“武力收回东北”,“为了这个地方流了无数的血”云云,其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的。事实证明,反动派无论在今天长了多少个造谣的舌头,他们对于东北是丧失有大罪,收复无微功,这个历史的判决已是无可争论和无可挽回的了。如果中国只有反动派,那么不但东北永无收复之望,而且全中国也早已沦亡了;但是渺小而丑恶的反动派纵然对自己的爱国的同胞穷凶极恶,究竟不能压制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日寇收复东北的神圣决心。经过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十四年如一日的决死斗争,加上反日盟邦的援助,东北毕竟是收复了。东北人民是怎样进行反抗日寇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在东北人民抗日领袖周保中将军最近的谈话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他们说过的一切我们无须在这里加以重复,事实证明,东北的收复除了由于苏联红军的直接援助及同盟国对于日寇之打击以外,在中国方面出力最大的是以下四种人:(一)在东北作武装奋斗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二)在东北作地下工作十四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在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会员和其他爱国人民;(三)在冀热辽边区作武装奋斗八年之久的八路军和民兵;(四)在华北作武装奋斗八年之久的前东北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和其他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

  丧心害理的反动派由于极端的党派偏见,对于东北爱国同胞悲壮的神圣的英雄事业,居然胆敢加以抹煞,卑怯的否认日本投降以前东北有中共所领导的部队存在。反动派在这里不但是失去了普通的为人的道德,而且也失去了普通的为人的理性了。在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其他爱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诚然是流了无数的血,抗日联军中的无数永垂不朽的民族英豪,比如杨靖宇、王德泰、童长荣、赵尚志、李延平、夏云阶、李斗文等同志诚然是已经光荣殉国,不能复活过来打歪这些卑怯者无耻的狗嘴了,但是抗日联军的其他重要领袖,比如周保中将军、李兆麟将军、李延禄将军以及抗日联军的几万战士,现在都还屹然的活着啊。抗日联军的伟大事业,不但为广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所熟知,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比如在“七七”以前,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仅仅辽宁省一省的抗日联军,在廿三年六月作战七○九次,七月七五九次,八月一五一六次,十二月一七○六次;“七七”以后,虽作战条件大为困难,但据伪第四军管区公报,仅仅伪三江省一省的抗日联军,在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一年中仍作战二百二十余次。敌人并且公开承认,在初期义勇军失败以后,在东北继续抗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于工作的渗透,匪团绝对不可能作为纯粹土匪或政治土匪而继续存在,如若不与共匪合流,则必归顺或潜伏,此外别无他途。”(伪满洲国警察协会印行《满洲国警察小史》六○页)“这一时期内暗中活动的匪团,都是赤色匪团。过去有相当势力的土匪,当时或者和共匪合作,或者归顺投降,在全国范围内可说已无其他土匪,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同上六五页)不但如此,在“七七”以后至日本投降以前,抗日联军的活动甚至国民政府当局也是公开承认的。二十七年底,李延禄将军曾经一度入关谒见蒋委员长请求援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在日本投降以前,官方的书报恰恰没有否认过抗日联军的存在。比如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行的《伪满的真象》一书《革命运动》一章写道:

  “民国二十三年,杨靖宇、赵尚志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李延禄、周保中所领导的抗日同盟军,都很兴盛发展起来。铁血团等的政治运动,也渐次脱离恐怖主义的色彩,而注意展开群众的斗争。这是东北革命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各抗日部队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群众运动也还未能统一起来。民国二十四年冬季,李延禄发起各抗日部队统一组织的运动。二十五年的‘一二八’”纪念日,各军代表在黑龙江的汤原,开了一个联席会议,用两条极简单的纲领:(一)对日抗战救国,(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充作抗日经费,把东北所有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成立了统一的抗日联军。联军开始共编为七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活动区域在辽宁省的安东、长白、庄河、通化、凤城、临江、柳河和吉林省的磐石、蒙江、桦甸等县;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活动区域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一带,日本人称那个区域叫间岛,居民十之六七是朝鲜人,所以第二军有个朝鲜支队: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在北满和吉东一带广大森林和险恶的山脉峰岭地带,形成独立国的形式,他们在那儿耕地和训练士兵,日军已受过失败的教训,不敢侵犯他们;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活动区域是吉林的方正、密山、虎林、饶河、依兰、桦川一带。这地带是李杜将军抗日根据地,民气至为激昂;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他于民国廿三年在吉林省的宁安、额穆等县组织起抗日游击队,结合过去的救国军、抗日山林队、平安队等而组成第五军;第六军军长谢文东,他于民国廿三年在家乡吉林省依兰县领导农民四万余人抗日起义,后和赵尚志李华堂等会合,这次和齐明山及其它部队一道组织成第六军;第七军军长夏云阶,游击区域是黑龙江的萝北、汤原、通河、抚远等县。他于民国廿六年积劳病死,现由部下师长戴鸿宾代理。在各军的上面,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来统一联军的指挥,欢迎李杜将军为总司令,推李华堂为副司令。民国廿六年夏季,又新编成三军即联军第八军,军长陈荣玖,他原是李延禄下面的一个师长,因他的活动区域发展到榆树、双城、阿县、宾河、珠河一带,为指导便宜起见,另编成一军;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原是李杜将军的一个营长,曾在富锦、密田一带游击,和地方的关系很深,第十军军长汪亚岑,活动区域在榆树、舒兰、长春、双阳等县。

  武装斗争和一般民众运动,也很好的配合了起来。东北各地都有了救国会之类的组织,和联军活动区域邻近的民众,经常为联军作侦探,送给养,和看护伤兵。各地救国会的妇女部,分别代联军作军衣,许多女学生偷着绣‘抗日救国’‘民族战士’等字样在毛巾和旗帜上面,设法送给联军。前年十一月,安通、桓仁间复土爱国运动,因通信不密被日伪破获,桓仁全县各小学教职员全数被捕,首要七十二人被处死刑;不久以后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伪宽甸县长金文彬、安东县商会会长孙荣明等多人都被牵连。这一次的大屠杀,对于东北的革命运动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同时也证明了东北的各级民众是怎样一致在为抗日救国而活动了。民国二十六年夏,在北平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又把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的抗日救国运动统一了起来。这些东北同胞一方面和东北的革命运动取得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站在全国救亡运动的先头,努力参加抗战,一部分正领导着平津一带的游击队,作‘打回老家去’的工作。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伪害怕东北民众捣乱他们的后方,更加紧了对东北民众的压迫。抚顺和本溪湖两大煤矿的工人,为了反满抗日,据说每天平均有两人遭残杀。今年二月间,日伪在哈尔滨破获一个很大的革命组织,这组织和抗日联军有密切的关系,被捕男女三百余人,后来被枪毙的达一百多名。但是东北民众受着祖国抗战的刺激,都确信失地即可收复,所以也更英勇地展开了他们的斗争。不管日本在东北驻屯十七八万(?)大兵,拥有飞机四百架,坦克一百七八十辆,重炮三四十门,可是抗日联军却由十万人发展到十五万人左右:现在还正在迅速发展,潜滋暗长,已经普遍地分布到东北所有交通线的四周了”。

  这段记载虽然有许多显然的错误,但领导着东北抗战的究竟是谁,人们却不难从中得到一个公平的结论。又如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重庆扫荡报社论《日寇走向最后挣扎之路》也说:“我东北爱国健儿,遍布于黑水白山之间,只要敌军警备松弛,必然奋起而为有组织的反抗。”但是当这些遍布黑水白山之间的东北爱国健儿,乘敌军因苏联对敌宣战而警备稍驰,奋起而为有组织的反抗时,反动派却怀着可耻的恶意问道:“他们是那里来的?”啊啊,何等颠倒何等悖逆何等忘恩负义的世界啊!当然反动派还不能把世界上的公道话都禁绝。今年二月二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东北通讯就说:“东北抗日联军经过十四年的苦斗,时至今日,他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但因为他们的领导者与中坚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一般人和八路军一齐看待。”于是反动派就干脆露出凶恶的本相,叫嚣道:“东北民主联军不容存在。”“共党在东北所建立之非法政权及武装部队,应彻底消灭。”但是,说为东北的收复流血奋斗十四年的军队不容存在,应澈底消灭,这难道不是日本法西斯的“誓愿”吗?日本的法西斯派失败了,中国的法西斯派却企图完成日本法西斯派十四年来所未能完成的“誓愿”。请问中国法西斯派还有一点中华民族的气息,一点中国人的心肝吗?

  东北和全国的共产党员,东北和全国的爱国人民,为了收复东北是流了无数的血,而且他们的血有一部分还是流在反动派的手中。东北的初期义勇军因反动派断绝接济而失败,以及方振武吉鸿昌所部抗日同盟军因反动派勾结日寇夹攻而失败,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二十二年长城抗战的时候,何应钦奉到了对关内外义勇军“负责整编调遣”的命令,不久转战万里的义勇军邓文、李忠义等部,都遭到了武力强迫解散。在热河抗战中失败的冯占海等部,更被拒绝退入长城限内,以便日军在长城线外予以消灭。这类的痛史是太多了,我们现在不忍去一一计算。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在现在。现在国民党内对于东北问题与对于全国问题一样,是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民主解决的人们,也存在着主张继续内战继续独裁的人们。东北人民为了尽速恢复东北的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建设,竭诚希望在蒋主席领导下,与一切主张和平民主的人们合作;东北人民不反对国民政府派一部分军队和人员去接收,只要求东北人民参加接收与享受普通的民主权利,毫无疑问东北人民是完全具有这种正当权利的。但少数坚持内战和独裁的反动派,却不惜收集一切日本法西斯残余,“满洲国”的汉奸,关内关外的伪军土匪乃至背叛抗日联军而投降日寇的谢文东、李华堂等民族叛逆,来向东北人民实行所谓“铁血政策”,要东北人民继续流血,而且流更多的血。他们在停战命令规定全国停战,政治协商会议规定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以后,继续在东北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并且制造通辽惨案、张莘夫惨案与通化暴动等一连串恐怖事件,以便东北人民在他们的暴力压迫下继续做日本法西斯、中国法西斯、汉奸、伪军的奴隶。但是反动派估计错了。东北人民不能再过亡国奴的生活,他们要和全国人民一样的做自己的国家的主人,而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一切主张和平民主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拥护东北人民经过十四年悲惨生活而发出的这个最低限度的愿望。反动派如果坚持自己的反动计划,那么他们是必然要失败的,如同过去十四年他们对东北问题一切反动办法之一贯失败一样,而东北爱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必然是要胜利的,如同他们对于日本法西斯的十四年斗争已经得到了胜利一样。

  这篇文章写完以后,突然看到报载抗日联军领袖李兆麟同志遇害的消息,一时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反动分子为什么要暗杀李兆麟同志呢?岂不是因为他是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的一面大旗吗?反动分子以为这样或者可以便于篡改历史,但是反动分子与日本法西斯一同流了东北人民的血,这一笔血债不是更加牢固的写在人民的心中了吗?李兆麟同志永垂不朽!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血史永垂不朽!

作者追记,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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